-
三个1000年和一个100年打造的文化精髓
- 信息来源：寤移斋诗墨 浏览次数： 发表时间：2014-10-21
- 《刻舟求剑》和《问官裁衣》是两个典型的哲学故事。
《刻舟求剑》记述：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是说，楚国有个渡江的人，他的剑从船上掉入水里，他急忙在剑掉下去的地方刻了个记号，船停下来后，他便从自己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寻找剑。这个故事比喻不懂事物已发展变化而仍静止地思考问题
《问官裁衣》是说，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中有位裁缝名气很响，他裁制的衣服，长短肥瘦，无不合体。一次，御史大夫请他去裁制一件朝服。裁缝量好了他的身腰尺寸，又问：请教老爷当官多少年了？御史大夫很奇怪：你量体裁衣就够了，还要问这些干什么？裁缝回答说：初任高职，意高气盛，走路时挺胸凸肚，裁衣要后短前长；做官有了一定年资，意气微平，衣服应前后一般长短；当官年久而将迁退，则内心悒郁不振，走路时低头弯腰，做的衣服就应前短后长。我若不问明做官的年资，怎能裁出称心合体的衣服来呢？这个故事虽然有些讽刺，但它告诉人们，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解决问题不能千篇一律。
这就是哲学所体现的辩证思想和人生智慧。
哲学是研究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本原关系的科学，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现象，它源于人们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末期，贯穿中国3000年有文字文明的整个过程，是引领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笔者不是哲学家，关于黑与白、鸡与蛋的关系不甚说得明白，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亦未有深入研究，这里对哲学的原理不作赘述。只是从文化现象和社会过程，把中国哲学分为三个1000年和一个100年。
第一个1000年，殷商晚期至战国末期。这是一个哲学从萌生到繁荣的阶段。尤其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哲学思想已经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期的哲学人物，首先都是文化的先驱，因而我们至今依旧把那些文化建树显著的圣贤人物称为先哲。
笔者分析，中国哲学在这个阶段快速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现实矛盾的催生。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发达的人脑思维相互矛盾，催生了人类的思想裂变。文字的出现使人类思维快速进化，人们的思想日臻成熟。改变困境的欲望，使人们的思维活动变得特别主动。而原始社会和封建雏形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十分缓慢，人类生存环境依然险恶，人们强烈的思变情绪催发了思辨思想的形成。二是诸侯政治的驱动。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特别需要一个健全的理论体系来维系社会制度。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室开始衰微，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无实际控制能力，出现了春秋五霸各据一方的社会局面。进入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连年发生战争，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有识之士成了诸侯政治的宠儿，对哲学思想的发育起到了驱动作用。三是言论自由的引燃。纷争时代背景是高度言论自由的土壤，必然导致一大批思想家应运而生。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站在不同角度提出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不断丰富着哲学思想的内涵。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是中国哲学进入诸子百家之学的开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先后出现儒、墨、道、法、名、阴阳等重要学派，围绕着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以及名实、礼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哲学论辩，学派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汲取，每个学派内部也不断分化和延伸，使哲学形态不断得到演绎和升华，从而促进了哲学的繁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五百年的割据分裂局面，同时也结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
史学家认为，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个1000年，自汉至唐。这是一个哲学渗透和融合的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儒道佛诸家哲学理念此起彼伏，各领风骚；哲学与文学相长相融，各得其所。这个阶段的哲学思想有三个重要表现：
首先是秦时代诸子百家的万马齐喑演变为汉时代的一花独放。秦始皇为了制止读书人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以及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并对妄议现行政策、攻击秦始皇的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坑活埋。这种“焚书坑儒”的行为和秦朝的暴力统治，使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知识分子突然之间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个个噤若寒蝉，只有法家思想一柱擎天，哪里还有其他人的高谈阔论。直到大汉王朝建立，儒生才开始逐渐抬头。汉初一段时间内，曾经一度崇尚黄老之学。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有利于暂时缓和阶级矛盾与恢复经济，因此在汉初盛极一时。汉武帝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哲学思想领域出现一花独放局面。
其次是魏晋时代儒道佛的此起彼伏。进入东汉时期科学已经有了较大进步，人们对世界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物，他叫王充，是一个反正统派思想的哲学家。他的著作《论衡》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多都失去儒家的本质，于是闭门谢客，写作了《论衡》八十五篇，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其中《订鬼》已是中学课文，订正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鬼的认识。东汉末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哲学变得越来越烦琐和荒诞，走向穷途末路，一种以抽象性为特征的玄学思潮应运而生，这种富于思辨性的哲学盛行于整个魏晋时期。隋唐时期的哲学虽然以儒学为正统，但又大力提倡佛道二教，三者对立，互相批判而又互相汲取，使哲学争论的内容更加广泛。
再次是隋唐时代哲学与文学的相长相融。这一时期出现的每一个文学家都是优秀的哲学家。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春云夏雨秋夜月，唐诗晋字汉文章。这是中国的自然和人文无与伦比的气象。我们现在追崇汉唐气象，除了文景之治和开元盛世所创造的经济繁荣，更重要的乃是汉唐的文学创造和万紫千红的文化气象。汉文章也好，唐诗也好，它们的美丽和精彩恰恰在于文字之中的丰富哲理。倘若我们能沉下心来读读贾谊的《过秦论》，读读韩愈的《师说》，读读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读读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一定会折服于其中包含的奇妙哲理，在心灵上大有收获。
第三个1000年，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这一时期的哲学以理学为主要特征，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代表的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其作用在于教育人们禁欲、守节、卫道，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制度。不仅影响了宋后上千年的中国历史，而且对于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也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宋明理学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包括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前者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后者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
北宋人物周敦颐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据说他还是周恩来、周树人等名人的先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对后世影响最大。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到南宋朱熹完成。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道德学说，程朱理学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直到晚清时期，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中依然占据统治地位。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极端恶劣的现象，就是文字狱。文字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哲学思想由唯心变成违心，天理变成无理，哲学的崇高一落千丈，文化人的自尊不复存在。文字狱历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仅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就有10多起较大的文字狱，被杀人数多不胜数，导致文化人多以庸庸碌碌自保，逐渐沦为被世人戏笑的“腐儒”。一部《儒林外史》淋漓尽致地道出了那个时代的文人面孔和文化生态。大家熟知的龚自珍的那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不满当时文化现状而作出的情绪发泄。
一个100年，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100年。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有四个重要标志：其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二，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指南；其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引发了中国空前的改革浪潮；其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先进文化作为时代进步的重要特征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里引用专家现成资料概述如下。
伴随清王朝的灭亡，程朱理学失去了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对普通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式微。继而出现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提出的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为适应民主革命的需要提出的以进化论为特征的哲学思想。
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启发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此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逐渐传播、发展起来,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奠定了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由这个理论基础形成的思想潮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大革命运动，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之后阶级斗争成为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革命和反革命成为是与非的主要标签。
1978年开始，在中国国内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两个思想路线的公开辩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的评价。在这个辩论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倾向推动中国迈开了走向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步。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表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同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些文字确定了中国哲学的时代主流，也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和最新表现。
这个100年，是中国哲学最精彩的100年，也是中国历史最辉煌的100年。三个1000年和一个100年，中国哲学在自我革命中掀开了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崭新一页，从而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全新景象。然而哲学的论辩依旧进行着。对于唯心唯物、主观客观笔者不作赘述，这里只用两个字来概括对哲学的肤浅认识，就是“变”与“辩”。所谓变者，乃是发展的观点，事物总在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变则通、变则兴，这是先人的论证也是后人的实践。所谓辩者，乃是辩证的观点，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有得有失，物极必反，自古至今无一例外。两个字决定了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折射了哲学文化熠熠闪烁的智慧光芒。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作了充分的论述，重新读读这两篇文章将会大有益处。
哲学是支配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本源性因素，它的发展所伴随的是人类思想的飞跃，是社会历史的进步。把它称作文化精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 【关闭本页】 【返回顶部】 【打印此页】 【收藏此页】
